五.主流文化下的伊斯兰教
梳理、回顾汉文译著的源起、发展与结局，不难而知，早期汉文译著大都是以经学为主，汉文为辅，供回民内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不排斥儒家文化，也不提倡“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不对外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是只在本族本教内进行，不主张对外宣教，不求人知，也不为人知，“信而不论”，“不与人辩”。自王岱舆始，后继马注、刘智、马德新四人倡导“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交流对话，借以宣扬伊斯兰教,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并期盼朝廷能够了解、重视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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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6年12月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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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对话与冲突——关于新“回儒对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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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回儒对话”之三
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坚定的伊斯兰信仰，良好的举意，执着的精神，都令人赞赏和敬佩，但他们所做的回儒对话的努力，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的一片良苦用心最终归于失败。
儒家文化原本不排斥外来文化，孔子思想中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儒家文化奉行的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在信仰上，相信“天”，但对“天”的属性并不深究，持“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知“天命”而不履行“天命”，更注重现世社会。而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对真主的属性有着细致的认知，注重履行 “主命”，现世后世并重。二者在信仰理念上有所不同，关于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念却又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并不相排斥，伊斯兰教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不悖。正是有着这样能够共存的基础，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和平发展，落地生根，传承千年。
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回汉民族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相互交融也是正常现象，应顺其自然。回回民族族源成分多半是汉民。唐时即有侨居中国的“大食国人”李彦升，“生于异域”而具“华心”，终进士及第;唐末五代时又有著名的一代词学大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著有《琼瑶集》，同时精通药学，著有《海药本草》;明代，郑和后代则半回半汉;穆斯林出身的海瑞生前早已没了穆斯林的特征，海口的海瑞墓却建有非穆斯林的神道;李贽也是酒肉穿肠过，参禅论道，以和尚自称;曾经经学兴盛汉文译著繁荣的江南地区回民如今大多已汉化;而甘肃回民中竟也有一支孔子后裔，信仰伊斯兰教，取名却要去山东曲阜;北大校长马寅初生前曾与北大穆斯林教授马坚有过一次对话，称其祖上曾经也是回民。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不同民族同生共存过程中正常自然的相互交融，回民也是在这正常自然的融合中发展壮大。
汉唐以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主流文化，但不同时代表现却不尽相同。尤其是宋之后，所谓“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虽不尽确切，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之后元、清两朝，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国两度沦为“外族”统治，外来文化的影响，都给儒家文化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变异。受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偏见的影响，主流文化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逐渐表现出普遍的“严华夷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排斥心理。
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朝廷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齐其政不易其俗”、“因俗而治”，对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是历史上民族政策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康、雍、乾三帝体察民情、胸怀宽仁、为政严明，正是这种宽仁的政治胸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公正严明的政治作风，才得以开创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
清朝前期，涌现出一大批回民将领，为清王朝开疆拓土，效力疆场。康熙时期征准格尔，雍正时期征廓尔克(今尼泊尔)，乾隆时期征新疆和征两金川(今四川藏区)，嘉庆时期征苗疆(西南苗族地区)，咸丰时期征太平天国等重要军事行动中，都有许多回民将领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其中官至军门提督、清史立传的就有数十位之多，回民中有“十八行省出了十三方提台”之说。不乏有官至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样的人物，也出现过云南回民起义起家降清后背叛回民起义反过来镇压回民起义有功而官至军门提督的马如龙，和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立有功勋而官至军门提督的马德昭这类人物。
清朝后期，大清体制年久失修，明君不再，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冲突，腐朽的大清体制已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半壁江山生灵涂炭，回民也在劫难逃，遭遇了云南和西北两场空前的民族灾难。
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回民新文化运动领风气之先。中国回教问题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方向，经学教育、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则是研究的热点。民国时期诸多国内外学者对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们的汉文译著推崇备至。民国时期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对中国回教颇有研究，作有《明末清初之回儒》一文，最早把汉文译著学者称为“回儒”，对他认为的“回儒”们和汉文译著评价甚高。
而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对王岱舆刘智的评价更是一个高度的总结。他认为：“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更多独到的洞见，其学术成就至今无人逾越”;“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他们“对伊斯兰教和儒家的造诣，今日之学者，也难以企及”。
但把把汉文译著学者称为“回儒”，把“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所表达的伊斯兰教信仰称为“回回理学”，则是一种误读。其实，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回”，只是兼通儒学，“以儒诠经”而已，他们与儒家对话交流，是“回”与“儒”的对话，他们是“回而非儒”，他们从未以儒自居，同时期也未有人称其为“回儒”。他们所坚持、所阐扬的是“不偏不倚”、“不敢稍违”《经》、《训》的伊斯兰认主学、教义、教法学，与中国的“理学”风牛马不相及。
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明末清初之回儒》中把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誉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此说言之过誉。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们对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研究的确造诣高深，成就卓著，但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却并未给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民带来复兴。
六.当今体制下的伊斯兰教
每一朝代更替，尤其是外族统治，外来文化的侵入，都会给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变异，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列主义，则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根基，文革中孔府、孔庙和孔林被彻底捣毁。现在虽然三孔建筑已经恢复，但已被摧毁殆尽儒家文化还恢复得了吗?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伊斯兰教同样在劫难逃。
中国伊斯兰教所幸并无大恙地走到了1958年，这一年始，回民与全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同时，又经历了差不多是专为穆斯林量身定做的“宗教改革”运动，遭遇了中国伊斯兰教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全部关闭，阿訇被遣散下放劳动。而穆斯林主要聚居区甘宁青三省区所有清真寺则全部拆毁，无一幸免，经典被查抄焚毁，所有阿訇被关押、批头、劳动改造;回民被强迫养猪，男人被强迫剃胡须，女人被强迫揭盖头。伊斯兰教被认定为 “剥削回民群众的工具”，“压在回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被彻底禁绝。一直延续二十余年之久，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才云开雾散，恢复了清真寺，恢复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1958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回民刻骨铭心的记忆。
民国时期几位成就卓著、声名显赫的穆斯林几大学者几大阿訇们，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各异，命运各不相同。有人与时俱进写下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摇身一变，“从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学者迅速转变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荣誉和地位;有人紧跟形势把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因而得到赏识，从此陷身政治活动之中，后又曾把《毛泽东选集》翻译成阿拉伯文，向阿拉伯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然而文革中仍难逃厄运，却荒废了自己一生的伊斯兰学术，使其学术成就停留在民国;有人远离政治，不违心迎合歌颂，默默坚守信仰，潜心于学术，最终厚积薄发，著作等身，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学术大师;有人因坚持伊斯兰信仰，不违心迎合歌颂，被批斗，遭受迫害，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
论及当代伊斯兰学者，陈克礼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陈克礼新中国成立初就到北大任教，当时就已翻译和著述许多伊斯兰学术著作，他的著作有曾被翻译为十五国文字在多国广为流传。伊斯兰学术是他一生执着的追求。为躲避当时环境下无孔不入的政治，他逃离北大，后来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潜心教学和翻译，拒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拒绝参加著名阿訇他曾经的校长马松亭的批斗会，也被内定为右派，索性不辞而别，逃回家乡，继续从事翻译著述。但当时体制下，政治的大网恢恢，难以逃脱。命运不济的他最终还是当做右派分子被劳教三年。劳教释放回到家乡，仍继续从事翻译著述。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家乡监督劳动，没有生活来源，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孩子，靠亲友接济，艰难度日，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仍坚持翻译著述。文革中，他忧国忧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优越性源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可以解决中国的困境。为此连续多次上书中央，向党中央介绍推荐伊斯兰教，建议停止文革。1970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枪决。那个黑暗的年代因言获罪被处以极刑者并不鲜见，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而陈克礼这样并无反党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只是因为向党中央推荐介绍伊斯兰教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决者，却是独一位。
学者毕竟是书生。
三百多年前的“回儒对话”是回民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为求得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自身生存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与主流文化对话，可这只是个别穆斯林学者的一厢情愿，最终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相比“以儒诠经”“回儒对话”的失败，胡登洲开创的经学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低调务实，不对外宣传，不与人争，不求人知，历经四百多年而不衰。尽管遭遇了清朝后期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义两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和五八年宗教改革至文革二十年的伊斯兰教灭顶之灾，至今仍是回民伊斯兰教传承的主要方式，无论官办的伊斯兰教经学院还是民间的阿拉伯语学校都无法取代经学教育在回民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
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乃至陈克礼们所热衷的一厢情愿的“对话”，其结局告诉我们，在中国，离开清真寺，离开了经学，寄希望于体制与主流文化，以汉文化宣扬传承伊斯兰教，是死路一条!
如今伊斯兰教仍然是一千多年前的那个伊斯兰教，不曾改变，而儒家文化却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儒家文化了。
如今中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是无神论的马列主义唯物思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早已今非昔比，走下庙堂，走向江湖，无论是与时俱进的当代各派“新儒学”、“政治儒学”，还是于丹嬉说《论语》式的伪儒学，看上去热闹一时似有复兴假象，却实质上早已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已沦为主流的帮衬。
就穆斯林而言，经过1958年的“宗教改革”和十年文革的洗礼和改造，穆斯林的阿訇学者们已不再有1958年“宗教改革”前的阿訇学者们的精神和风骨。穆斯林的阿訇爷们和体制内的穆斯林学者们都早已学会了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积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或真心或假意地迎合歌颂着。
官办的伊斯兰教协会本是为体制服务的工具，伊协专门成立“解经办”，按照政治需要诠释伊斯兰教“以政诠经”，于是就有阿訇学者们迎合体制需求挖掘出“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不服从政府就不是穆斯林”这样的伪圣训来。
朝觐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伊斯兰教五项功课之一，可有关部门违法行政，限制的打击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宗教高官们多次会议上讲话把朝觐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联系到一起，强调对“零散朝觐”严厉打击，为防范穆斯林朝觐甚至使出黑道流氓手段限制穆斯林出境。
为配合政府对穆斯林朝觐的限制，有着委员代表和伊协会长副会长身份的阿訇爷和阿訇哥们按照统战部宗教局官员们的授意或发表文章或在清真寺大殿台上宣讲：“不能零散朝觐，零散朝觐是非法的”，“零散朝觐人员成分复杂，出去后与国外极端势力相互勾结渗透，把不稳定的思想带回来”。中国哪一条法律上把伊斯兰教朝觐分为“公朝”和“私朝”或“零散朝觐”? “零散朝觐”非了中国哪一条法律?胡登洲朝觐归来兴办经学，才接续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承;马果园朝觐归来，才有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伊赫瓦尼派。试问，胡登洲、马果园朝觐是“公朝”还是“私朝”?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他们带回来的是不是“不稳定的思想”?没有胡登洲兴办的经学，没有马果园的伊赫瓦尼，哪里有你们当委员代表会长的份?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兰州就有些个学者阿訇们就跟着讲红“瓦尔兹”，唱红歌，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讲“中国伊斯兰教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西北一些地区学校、医院、事业单位不许信教，不许礼拜、封斋，不许穿戴穆斯林服饰头巾;不允许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学习伊斯兰教知识，被认定为“宗教干预教育”;阿訇在清真寺给家长送来的孩子教授伊斯兰教知识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判刑;清真寺以外礼拜、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也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阿訇受邀在大学里做伊斯兰教知识讲座会被跨省拘捕;16岁穆斯林女孩因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未领取结婚证由双方家长做主邀请阿訇证婚举行婚礼,阿訇和新郎、新郎父亲齐被以强奸罪定罪判刑，而同时期官员强奸13岁幼女却以“嫖宿幼女”论处。如此等等，匪夷所思。
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不能给自己孩子传授自己民族的信仰和传统，可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却被别人强教着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只有不信仰的自由，不能自由信仰，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岂不成了儿戏;西北几省区对所谓“非法宗教出版物”的严厉查禁与三百多年前的“海富润案”怎么那么似曾相似?某些地区逼着穆斯林剃掉胡子揭去盖头的极端做法怎么与1958年的宗教改革又如出一辙?如今体制下某些官员们的心理跟三百多年前的官僚们怎么那么相像?
云南沙甸是中国穆斯林社会一个典型缩影。
沙甸是滇南一个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回民文化名镇，历史上回民文化名人辈出，现在是云南红河州个旧市的一个行政区，回民人口占90%以上。
文革后期1973年，沙甸回民自行打开了自1958年就被关闭了清真寺，恢复礼拜活动，当时的极左政府派武装工作队进驻沙甸，宣传“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强占清真寺，禁止回民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经典，拘捕、批斗、侮辱阿訇和参加礼拜的回民群众，引发回民的抗争，最后发展到武装对抗，当时的极左政府以“反革命武装叛乱”定性，调集军队进行大规模镇压，回民一千多人遇难，近千人伤残，镇压回民的解放军也有数百人死难，酿成著名的沙甸惨案。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民族宗教政策，解除宗教禁令，恢复开放全国的清真寺，沙甸事件得到平反。沙甸回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展经济，开展多种产业，经营致富，成为云南最早的亿元乡镇之一，先后获得云南“百强乡镇”、“文明乡镇”称号。沙甸回民，致富不忘教门，陆续恢复修建了被关闭毁坏了的清真寺，在清真寺开办经学，逐渐恢复宗教改革和文革期间遭到摧残的教门。
文革之后八、九十年代，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沙甸社会治安状况混乱，吸毒、酗酒、盗抢等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而政府对解决社会治安伦理道德问题并无良策。鉴于此，回民自发地组织，由社区清真寺出面，以伊斯兰教教的感召和约束力，进行宣传劝谏，逐渐使沙甸社会治安秩序根本好转，吸毒盗抢现象绝迹;各社区清真寺还出面动员会民义务治理村镇道路与周边环境卫生，配合协助政府做好了社会治安和环境治理工作，净化社会环境美化自然环境，也提高了清真寺在回民群众中的威望与号召力。区政府难以解决的一些群众问题，由清真寺出面就都顺利解决。政府修建公路征地，补偿问题谈不下来，由清真寺代政府出面去谈就顺利解决，有的竟可不要补偿让出少部分土地，这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可想象。
不到两万人口的沙甸，有大小10座清真寺，2010年沙甸回民捐资一亿多元重建了环境优美宏伟壮观的沙甸大清真寺。
改革开放三十年，沙甸回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汗水打造出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教门兴旺，自然环境优美，政策环境宽松，政民关系和谐融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沙甸，也吸引全国各地许多穆斯林前来参观游访和居住，许多穆斯林学子弟慕名远赴沙甸各清真寺经学求学。
云南省政府也瞩意沙甸“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和“东方小麦加”特色， 为促进产业转型和旅游开发致力打造“伊斯兰风情旅游小镇”，将沙甸列入“全省特色旅游村建设项目”。
然而，2014年3月1日发生的昆明恐怖袭击事件，一夜之间把沙甸推到风口浪尖，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恐怖袭击嫌犯曾经在沙甸住过，有两人在沙甸被抓获，沙甸因此成了全国舆论的焦点和众矢之的。各路记者明察暗访后，对沙甸、对伊斯兰教的各种指责污蔑攻击充斥于网路媒体甚至上报中央的内参，危言耸听。
沙甸被污蔑为 “政教合一，国中之国”;
因清真寺威望高于政府，被指责为“教权大于政权”;
各清真寺开办经学教育，被指责为“违背了《教育法》规定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
沙甸区政府有女公务人员戴穆斯林头巾被污蔑为是“宗教势力已渗透进了政府机关”;
沙甸“最宏伟的建筑是清真寺”也成为被指责的理由，难道每个地方最宏伟的建筑必须是政府大楼吗?
重建新建清真寺多为阿拉伯风格建筑也横遭指责，中国多少古城古建筑被拆毁建起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西式新建筑见未痛心，却对清真寺的阿拉伯风格建筑横加指责;
为净化社会风气沙甸回民曾在政府支持下，由清真寺出面，在沙甸回民聚居区范围内宣传开展禁酒活动，深受回民群众欢迎，取得良好效果。禁酒跟禁食猪肉一样，是伊斯兰教禁止的，是穆斯林的禁忌，在穆斯林聚居区禁酒天经地义无可指责。况且，清真寺或回民并没有行政执法权，清真寺出面开展禁酒也只是宣传劝谏，并未采取强制手段。酒本身就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公众场合实行禁酒。沙甸回民的禁酒活动无论是于国于民于社会，都是一项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可3·01事件后却被攻指责为“宗教权力侵犯公民权利”、 “宗教势力挑战世俗社会的法律和公共秩序”。
昆明3·01事件后，沙甸各清真寺必须悬挂国旗，以示爱国;
各清真寺张贴统一标语“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蔓延势头、坚决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反极端，反分裂”...。
圆顶绿色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沙甸区政府大楼被去掉圆顶，改涂为白色。
云南全省实行“两清”运动---云南各地清真寺阿语学校外省籍学生教师一律清理出境。乾隆时期三亚的回民可以千里游学到陕西念经，如今在云南念经的三亚学生却要被清理出境。
好像昆明3·01事件是沙甸穆斯林干的。3·01事件罪犯在沙甸住过，沙甸的穆斯林就要为此受到株连，北京10·28天安门爆炸案的罪犯也在北京住过，北京的什么人是否也要因此受到株连?上海广州深圳等许多城市并未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也一样不许某籍某族某教人员入住宾馆旅店。
唐宗宋祖大明满清和民国可都从来没有这样限制过伊斯兰教，泱泱天朝的官员们咋就这么没有文化自信?
世道如此，可那些一个朝觐名额买几万、一个伊协副会长卖十万、一个清真寺阿訇学位也能卖个十万八万的统战部长宗教局长们，那些个把子女财产送到国外的官员们，却逼着回民高喊“爱国爱教”，“伊斯兰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呸!你们不配!
中国社会如今各种矛盾各种对立各种不稳定都是你们这帮孙子造的，你们享受着党国的俸禄，嘴上高喊着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却不为党国的长治久安着想，假设有朝一日天朝之大厦将倾，为天朝掘墓挖坑敲响丧钟没准还正是你们，而决不会是穆斯林。
回民本身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就是回民的祖国，回回民族从来不乏爱国传统，回民历史上“争教不争国”，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谁当政就服从谁，就为谁效力，只求能保守自己的教门。每个朝代，回民都积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之中。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明清时期前已述及，不再复述。清末民初，被孙中山誉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武昌首义都有回民积极投身其中;即使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中也曾有从清真寺办的清真学堂里走出的中共早期革命家马骏，也曾有回民创办成立“回民苏维埃”。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在北洋政府已弃之不顾的情况下，积极抵制英国策动的西藏分离活动，出兵藏区，后并发起青藏战争，粉碎了西藏分离活动;1934年，又是回民将领马仲英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挥兵镇压了新疆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以致至今仍有一些藏民和维吾尔人对回民心怀记恨，每当藏区和新疆有个什么风云际会，提出的口号往往是“驱汉灭回”。没有马麒马步芳父子，难说现在西藏和青海四川藏区还在中国版图内，没有马仲英也难说新疆现在会怎样。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回民马家军功不可没。可如今，人们却只记住了马家军剿杀西路军。两军交战各为其主，马家军当年剿杀西路军也是奉国民政府之命，并非回民与共党有什么私仇，国共合作之后马家军也
释放了部分西路军俘虏，还曾从西路军俘虏中挑选出两千多人编入马家军骑兵师派赴前线参加抗日，扬名抗日战常当年手上沾满比马家军更多共产党人鲜血的国军将领如今都已成为抗日爱国将领，不再称“匪”，而马步芳、马仲英如今仍然是“匪”。
受如今功利恶俗的社会大气候影响，一些穆斯林圈内也是恶俗的炒作之风盛行，一些名利之徒频频举办各类社会活动，给一些功利目的社会活动披上教门和公益的外衣，利用网络媒体电视大肆宣扬炒作;还有一些个人和群体也频频举办活动，公开对外宣教，到处与人辩论;有汉民同胞皈信了伊斯兰教，这对穆斯林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没必要大肆炒作张扬，毕竟体制和主流们不待见;更有高喊什么“向十三亿中国人宣教”这样愚蠢、狂妄之举。如此等等，看似在宣扬教门，其实多为恶俗的功利炒作，炒作者名利双收，却把伊斯兰教推到风口浪尖上，其结果只能招致体制和主流社会更激烈的排斥与敌视，使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甚至会给穆斯林再次招来灾祸。而真正遇到穆斯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权之时，却没人敢站出来为穆斯林说话。
近两年一些体制内的穆斯林委员代表们呼吁“清真食品立法”并在今年两会上提交议案，招来体制内外一片攻击。清真食品本是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只能约束穆斯林，不能要求政府全民立法来保护。清者自清，真者自真，管好自己那张嘴，不清真、有嫌疑的不去沾染不就完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什么清真立法，清真食品也从未有过问题，如今却成了大问题。如今中国宗教尚未立法，宪法赋予穆斯林的诸多合法权力尚得不到保障，却并无穆斯林的委员代表发声质疑，维权力争，单要求清真食品立法，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况且，各地本已有许多地方性行政法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办法)》，只是未认真执行，假冒清真食品泛滥跟国内食品安全问题一样，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监管问题。监管部门只收费，不监管，不作为，假冒清真食品才得以大行其道。如今虽已有《食品安全法》可依，但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仍威胁千家万户，推行清真食品立法意义何在?
而反对者更是毫无理性，什么“违反宪法原则”、什么“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什么“阴谋论”、什么“宗教干预法律”，攻击污蔑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表现出极端偏狭的的文化排斥心理。清真食品不掺杂使假，安全健康放心，不仅回民专享，也深受汉民同胞的喜爱，尤其是食品安全人人担忧的今天，非病死不注水清真屠宰的牛羊肉日益受到众多汉民同胞的偏爱。假冒清真食品之所以泛滥，也正是因清真食品安全可信受市场欢迎，利益驱动不法商家才铤而走险。穆斯林维护清真食品安全的心理，无非是为了自己吃得安全，别无他念，即便不宜推行立法，也完全应该理解;至于“清真水”、“清真纸”、“清真牙膏”之类也无非是一种商业炒作，既不违法也不违规，何至于上升到“宗教干预法律”、“威胁国家安全”高度?这是文革极左意识阴魂不散的表现，持此论者“非有挟偏狭极端之心，即欲惑乱国政”，依雍正王法应“革职查办”。
如今国际国内大气候下，每当有个与伊斯兰相关的什么风云际会，总会有那么些个体制内的穆斯林阿訇学者出来紧跟形势表现一番，媒体上谴责极端自证清白，电视镜头前大做穆斯林的中国梦。
为迎合“一带一路”战略，“回儒对话”又被再次热炒，而这新的“回儒对话”已是“中国化”“相适应”之类为迎合新形势的政治变异，与三百多年前的“回儒对话”已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穆斯林中一些人又像打了鸡血般地欢欣鼓舞、迎合歌颂，什么“开启中-伊文明对话的新篇章”，什么“是伊斯兰国家的真心朋友”，什么“中国伊斯兰教迎来了机遇”，还有人跟风炒作什么“一带一路我为先锋”。“一带一路”的“先锋”是你能当的吗?
历史上穆斯林曾经缔造过海上丝绸之路辉煌的泉州、扬州，为拉动地方经济，也借一带一路东风打起伊斯兰牌，弄上些歌舞演员穿戴上伪民族服装表演给人看，以招徕阿拉伯客商，除了仅存的古迹，拿什么给展示给人看呀?这种恶俗的功利表现只能令人作呕，其实，大可不必多此拙劣的一举。
在商言商，为政言政，“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没伊斯兰什么事，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沙特的王爷们或者伊朗的阿亚图拉们，他们眼里都只有自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它都是扯淡!
就回民而言，没有宽容和谐的环境，没有互相尊重的心态，没有对话的基础，对话只能是鸡同鸭讲，一厢情愿自证清白般的对话只能适得其反。与其如此，不如低调务实，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教门。认不清国情，不反思历史上“回儒对话”失败的根源，盲目跟风炒作，迎合歌颂，所谓新“回儒对话”只能是重蹈覆辙。
其实，回民的先辈们早已总结出一套生存经验：“官前马后少绕达”，“穿的烂些，走得慢些，见了官们躲得远些”。官前与马后一样---危险 !
低调务实，夹着尾巴做人，低下头来做事，该做买卖的做买卖，该混饭吃的混饭吃，该干嘛干嘛，别来那些虚张声势的把戏。信而不论，不与人争，看守好自己家下，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看守好自己的教门。不要试图往体制内挤，往主流里去掺和，体制内、主流中没有伊斯兰的位置。信仰在民间，教门在江湖，莫向体制内去寻求。认清国情，认清自己，甘心居于边缘，生存在民间，体制外也能活得不错。这才是回民穆斯林在当今体制下的生存之道!
1905年，回民的新文化运动中，36位留日的回民青年在东京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在其会刊《醒回篇》上曾呼吁回汉民族“各是其是非其非”，“与不同之中而求同”。
1990年，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日本演讲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民族文化文化相处的十六字“箴言”。
这是一种多么和美的境界，也是回汉民族共同向往的理想。
中国穆斯林衷心祝愿祖国发展强盛，国泰民安，我们渴望着唐宋时期那样风清气正的政治制度和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我们渴望着康熙雍正那样圣明宽怀的君王，我们期盼着主流文化的认同，我们向往着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存，渴望着与其它民族公民同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益。
2016年四月完稿